哪怕房子盖得再多，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，也就成了杯水车薪了。
所以这就像食物链一样，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。
不用说，这种情形下，肯定有一些人属于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。
那没别的办法，便只能另行变通之法来解决问题。
比如说，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，就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。
同样是在这个月，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。
他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。
尽管房间小得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。
放进去一张双人床，一个大衣柜，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。
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，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。
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，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。
要知道，住在筒子楼里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。
谁家的事情，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。
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，关起门你睡觉，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。
纯属巧合，这一年上映的电影《邻居》，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。
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、厕所、水房、厨房公用的筒子楼。
一家一盏灯，一户一个水龙头，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，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。
这就让这部电影成了这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另类记录。
使得日后的人们，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仍旧有据可查。
但说句实在话，即使是这样的筒子楼，也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。
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，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想办法。
就像鸟儿“絮窝”一样，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、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。
朝向东南西北不拘，三角形、梯形，什么都有。
各房之间的过道儿，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，邻居就不说话。
“杂”是必然的，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。
有人运气好，院里地儿还大，有地方接房、改房。
靠四处捡来的砖，先下手为强，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。
可跟着后面的人，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。
有人想尽办法，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、石棉瓦顶子的“陋居”来。
仅仅只能保证放张双人床、不漏雨而已。
但这仍然还不算是最堵心的情况。
像有姑娘甚至因为家里房子紧张，兄弟姐妹的矛盾，受不了经常吵架，长期打地铺的日子。
而草草把自己嫁了出去，哪怕对方不是自己最满意的人。
甚至还有的人为了房子，转了户口，离开京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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